今天我想先考你一題。很簡單的題目：你能跟我解釋拉鍊是怎麼運作的嗎？

不是「拉上去就合起來」。我問的是：那些鏈齒是怎麼咬合的？拉頭裡面的結構是什麼？

如果你跟大多數人一樣，你現在腦袋裡一片模糊。

心理學家斯洛曼和芬巴赫做過這個實驗。他們發現一件非常有趣的事：人們在被問之前，都覺得自己懂拉鍊。等到真的要解釋的時候，才發現自己根本說不出來。他們給這個現象取了一個名字：知識錯覺。意思是，我們把別人腦袋裡的知識，誤認為是自己的。

哈拉瑞在《21 世紀的 21 堂課》裡寫過一個更扎心的對比：石器時代的獵人知道怎麼生火、怎麼做衣服、怎麼追蹤獵物，他手上的每一項技能都是真的。而我們呢？我們天天用手機、用微波爐、用拉鍊，但這些東西怎麼運作的，我們一點概念都沒有。我們比石器時代的人更依賴別人的知識，但我們卻更有自信。

更可怕的還在後面。

心理學家約翰森做了一個魔術般的實驗。他讓受試者從兩張照片裡選出自己比較喜歡的那張，然後偷偷用魔術手法把照片換掉。受試者拿到的其實是他們沒選的那張。結果呢？大多數人根本沒發現。不只沒發現，他們還能洋洋灑灑地解釋自己「為什麼喜歡這張」。

杜伯里在《思考的藝術》裡管這叫「內省錯覺」：我們以為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麼，但很多時候，那個「解釋」是大腦現場編出來的。

如果我們連自己喜歡什麼都搞不清楚，那我們對自己「理性判斷」的自信，到底值多少錢？

為什麼聰明人也會做蠢決定？答案可能跟你想的不一樣。問題不是你不夠聰明，問題是你不知道自己有多不聰明。

你的大腦不是壞掉了，是太好用了

多數人聽到「認知偏誤」這個詞，第一反應是：大腦有缺陷。

但康納曼，就是寫《快思慢想》的那位諾貝爾獎得主，他花了四十年研究後告訴我們的，其實是一個相反的故事。

你的大腦有兩套作業系統。

系統一，像自動駕駛。快速、自動、不費力。你辨認人臉、理解語言、在熟悉的路線上開車，這些全是系統一在處理。它毫秒等級反應，幾乎不消耗能量。你根本不知道它在運作。

系統二，像手動排檔。慢、費力、要集中注意力。解數學題、讀法律條文、做年度預算，需要系統二上場。但系統二很吃資源，長時間使用會導致決策疲勞。

問題來了：系統一處理你 90% 以上的日常判斷。系統二呢？它很理性，但它也很懶。

康納曼用一句話總結了人類認知的底層運作原則：能不用腦就不用腦。

這不是缺陷。這是大腦的節能模式。在演化環境中，聽到草叢有聲音先跑再說的人活了下來，停下來仔細分析的人被吃了。

大腦的快速判斷捷徑，心理學家叫它「捷思法」，在百萬年的演化史裡是救命的。但我們帶著石器時代的自動駕駛系統，開進了 21 世紀的高速公路。

捷思法的雙重性質正在於此：它不是「錯誤」，而是在特定條件下的適應。在熟悉的環境中，它又快又準。但當環境變了，當你面對的是投資決策、政治判斷、複雜的人際關係，同樣的捷徑就可能把你帶進水溝。

聰明人做蠢決定，不是因為他們的大腦比別人差。恰恰相反，他們的系統一太好用了，好用到系統二根本懶得啟動。系統一跑得太順，系統二就直接照單全收。只有在答案明顯有問題的時候，系統二才勉強醒來看一眼。

你的大腦不是壞掉了。它是太會走捷徑，走到你不知道自己在走捷徑。

彎道一：看不見的濾鏡

第一個彎道：你的大腦會幫你戴上一副隱形濾鏡，讓你只看到你想看到的東西。

心理學家管這叫「確認偏誤」。《思考的藝術》的作者杜伯里說它是所有思考謬誤之母。

什麼意思？我給你舉個例子。

有個人想減肥，每天量體重。體重下降了：「太好了，我的飲食法有效！」體重上升了：「嗯，正常波動，不用擔心。」

你看出問題了嗎？不管數字往哪邊走，他都找到方法讓自己的結論保持不變。

巴菲特說得精準：「人類最擅長的事，就是詮釋新資訊，好讓既有的結論保持完整。」

歷史上，有一個人非常自覺地對抗確認偏誤。查爾斯·達爾文。

達爾文有一個習慣：每當他觀察到跟自己理論矛盾的事實，他會立刻記下來。為什麼？因為他知道，大腦會主動「遺忘」矛盾的證據。他越相信自己是對的，就越拼命找反例。

這需要極大的紀律。而且坦白說，大多數人，包括我自己，是做不到的。

確認偏誤已經夠危險了。但還有一個東西讓它更加致命：故事偏誤。

橋塌了。記者寫的是什麼？司機的悲慘故事：他從哪來、要去哪、家裡有幾個小孩。很感人，對吧？但這些跟橋為什麼會塌，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你該看的是結構分析報告、設計缺陷、維修紀錄。但那不是好故事。沒有人要看工程報告。大腦喜歡的是角色、意圖、因果，一個有頭有尾、說得通的劇情。

康納曼在《快思慢想》裡舉了一個漂亮的例子。Google 的成功故事：兩個史丹佛研究生、突破性的搜尋技術、一連串正確的決策，聽起來很「必然」，對吧？好像命中注定會成功。

但康納曼問了一個要命的問題：如果這個故事能讓我們事前預測 Google 會成功，它才算是有效的解釋。事實是，沒有任何故事能通過這個測試。

故事讓我們覺得世界是可理解的。但這種「理解感」常常是假的。我們只是把巧合編成了情節，把隨機包裝成了必然。

達爾文越相信自己是對的，就越拼命找反例。你呢？你上一次認真找自己的反例，是什麼時候？

彎道二：數字盲

第二個彎道更隱蔽。你的大腦不是不會算數，而是會自動跳過最重要的那個數字。

先說一個故事。

馬克，一個瘦瘦的德國人，戴眼鏡，喜歡聽莫札特。你覺得他更可能是卡車司機，還是法蘭克福的文學教授？

如果你選了教授，你跟大多數人一樣。但答案是卡車司機。

為什麼？因為德國的卡車司機數量，是法蘭克福文學教授的一萬倍。

那些生動的描述，瘦、眼鏡、莫札特，讓你忘了最基本的統計分佈。心理學家管這叫基礎比率謬誤：你被故事的細節帶偏了，忘了先看分母有多大。

有意思的是，杜伯里提到醫學界是少數會訓練這件事的行業。醫生有一句口頭禪：「聽到蹄聲，別期待看到斑馬。」意思是，常見的病比罕見的病可能性高得多。先排除常見原因，再考慮奇特的。但在商業界，幾乎沒有人受過這種訓練。

基礎比率謬誤的孿生兄弟是倖存者偏誤。

二戰期間，盟軍要幫返航的轟炸機加裝裝甲。他們看著飛回來的飛機，記錄彈孔的位置，打算在彈孔密集的地方加厚裝甲。

統計學家瓦爾德說：你們搞反了。

彈孔多的地方代表什麼？代表被打中那裡的飛機還能飛回來。你該加裝甲的，是那些沒有彈孔的位置，因為被打中那裡的飛機，根本回不來了。

你看到的永遠只是活下來的。比爾蓋茲從哈佛輟學成了世界首富。你也想試試？管理大師傳記裡的挫敗，只是成功故事裡的精彩插曲。但那本書永遠不會告訴你一件事：「努力不懈與非凡的領導力」，正好也是把計畫完全搞砸所需要的條件。失敗的人不會出書。

最後一個數字盲：回歸均值。

飛行教官發現一個規律：表揚學生之後，下次飛行成績通常下降；責罵學生之後，下次成績通常上升。結論是什麼？「懲罰有效，表揚有害！」

康納曼搖頭。

這只是統計。任何極端表現，不管是極好還是極差，下一次都會自然回到平均水準。因為表現等於技能加上運氣。技能不變，但運氣是隨機的。極好的表現往往是技能加上好運，下次好運不再，成績就「下降」了。跟你表揚還是責罵一點關係都沒有。

但大腦不這樣想。大腦看到的是：我罵了他，他進步了。因果關係就這樣被捏造出來了。

你看到的永遠只是活下來的。問自己：誰不在這個房間裡？

彎道三：同一道題換個說法你就改答案

第三個彎道最詭異。同一個選擇，換一種說法，你就會做出完全相反的決定。

康納曼和特沃斯基做了一個著名的實驗，叫「亞洲疾病問題」。

情境是：600 人感染了一種致命疾病。你有兩個方案。

版本一。 方案 A：確定拯救 200 人。方案 B：三分之一機率全部得救，三分之二機率全部死亡。大多數人選 A。穩穩拿住 200 條命。

版本二。 方案 A：確定有 400 人會死。方案 B：三分之一機率沒人死，三分之二機率 600 人全部死。大多數人選 B。不想確定接受 400 人的死亡。

你發現了嗎？兩個版本的數學期望值完全一樣。「拯救 200 人」跟「400 人會死」是同一件事。但只要把「收益」框架換成「損失」框架，人的決策就反轉了。

這就是框架效應。杜伯里舉了一個日常例子：「死亡稅」比「遺產稅」更讓人反感，同一個稅，換個名字，反對率就飆升。措辭就是武器。

框架效應的近親是沉沒成本謬誤。

電影很爛，你想走。你老婆說：「花了錢不能浪費。」公司廣告投了四個月沒效果，行銷經理說：「投入這麼多不能白費。」

最經典的案例是協和號客機。英國和法國聯合開發超音速客機，開發到一半就知道這東西不會賺錢。但兩國政府繼續燒錢，因為已經投入太多了，停不下來。繼續的唯一理由是保全顏面。

杜伯里在《思考的藝術》裡說得直白：理性決策只看未來，不看過去。已經花掉的錢就是花掉了，不管你接下來做什麼都拿不回來。但大腦不想接受這件事。因為放棄意味著承認之前的投入是「浪費」，而「我浪費了」是一個讓大腦非常痛苦的念頭。

最後，讓我給你看一個真正驚人的實驗。

康納曼設計了一個雙重決策問題。受試者需要同時做兩個選擇，每個選擇有兩個選項。結果呢？73% 的人選了一個在每種情況下都更差的組合。

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把兩個決策分開看了。分開看的時候，每個選擇看起來都合理。但合併起來看，答案一目了然，另一個組合在每種情境下都更好。

這就是狹隘框架的代價：一次只看一個決定，你覺得自己在理性分析。但把所有決定放在一起看，你可能選了最差的那個組合。

當別人開始幫你換框架的時候，才是你最需要清醒的時候。

不需要變更聰明，只需要裝一個煞車

三個彎道看完了。你可能會問：那怎麼辦？我又不能把系統一關掉。

對，你不能關掉它。但你可以裝一個煞車。

納瓦爾，矽谷最受尊敬的天使投資人之一，在《納瓦爾寶典》裡說過一句話：「稱讚一個人『思考清晰』，比稱讚他『聰明』更有意義。」

聰明是硬體。思考清晰是軟體。硬體升級很難，軟體隨時可以更新。

楊大輝在《深度學習的技術》裡把這個想法推得更遠。他說：正確性等於第二層思考。意思是，人類的第一反應總是急於認同、過度自信、過度樂觀。但如果你能在直覺反應之外多加一層過濾機制，你的判斷品質就會大幅提升。

好，具體怎麼做？三個實用的煞車裝置。

第一個煞車：基線校正。

這是從康納曼「馴服直覺預測」的方法來的。核心很簡單：在看任何證據之前，先問「這類事情的平均結果是什麼？」

你的朋友拿了一份創業計畫給你看，故事很精彩、團隊很強、市場很大。你的系統一已經興奮了。

停。

先問一個無聊但致命的問題：五年內，新創公司的平均存活率是多少？ 答案是大約 20%。

從這個基線出發。然後根據你手上的證據，團隊經驗、市場驗證、商業模式，往上調整。但關鍵是：證據的品質越低，你的預測就越應該接近基線；只有證據品質真的很高的時候，你才有理由大幅偏離。

從平均值出發，不是從故事出發。

第二個煞車：事前驗屍法。

這招是心理學家乃克萊恩發明的，康納曼非常推崇。做法是這樣的：在你做重大決定之前，召集你的團隊，宣布一個前提：「想像一下，一年後這個計畫已經災難性地失敗了。」然後花十分鐘，讓每個人寫下：「這是怎麼失敗的？」

這招的精髓不是悲觀。它的精髓是讓「唱反調」變得合法。

平常開會的時候，誰敢說「我覺得這計畫會失敗」？沒有人。因為這會被解讀為不支持團隊、不配合領導。但事前驗屍法把質疑變成了一個正式的環節。每個人都「應該」找問題，包括那些原本支持這個計畫的人。

康納曼說，有一次他在達沃斯論壇上隨口描述了這個方法，會後有個人悄悄湊過來說：「光為了聽到這個方法，來達沃斯就值得了。」那個人是一家大型國際企業的執行長。

第三個煞車：三重檢驗法。

三個問題，每次做重要決定前跑一遍：

一，確認偏誤檢查。 我正在找什麼證據？有沒有反面的證據？我是不是只看到我想看到的？

二，機會成本分析。 我選了這個，我放棄了什麼？不只看選項本身，還要看你為此犧牲的替代方案。

三，市場先生測試。 這是葛拉漢教巴菲特的。假裝你現在的情緒完全相反：如果你現在很興奮，想像自己很恐懼的話，你還會做同樣的決定嗎？

這三個煞車有一個共同邏輯：它們都不是在要求你「變聰明」。它們是在幫你叫醒系統二。

你不需要懂拉鍊的原理。但你需要知道一件事：你腦中對世界的理解，永遠只是一幅簡化的地圖。

蒙格說得好：地圖不是領土。 地圖越精準不代表它就是現實。承認地圖有誤差，才是真正的聰明。

而楊大輝提醒我們，大腦會篡改記憶。認知失調發生的時候，大腦會悄悄地把「我做了愚蠢決策」改寫成「那其實是合理的判斷」。在你還沒察覺之前，記憶就已經被竄改了。

唯一的對策是如實記錄。寫下來的東西不容篡改。

聰明是知道答案。智慧是知道你的答案可能是錯的。

你的十秒鐘煞車

我們從一條拉鍊開始，走過了系統一的自動駕駛、確認偏誤的隱形濾鏡、倖存者偏誤的隱形墓園、框架效應的措辭陷阱，最後裝上了三個煞車。

如果這篇文章你只記住一件事，記住這個：下次做重要決定之前，花十秒鐘問自己：「我現在是系統一在開車，還是系統二？」

光是這個問題本身，就已經讓系統二醒過來了。